潭头旧事
- 时间：1个月前
- 作者: LPL电竞下注官网
我的大学读书日子，是于抗日战争中在豫西万山丛中的嵩县潭头镇(今属栾川县)度过的。卢沟桥事故后，迫于日军步步进逼，河南大学离别开封，于1939年夏三迁至于嵩县。
其时河南大学有文、理、农、医四个学院。医学院及其隶属医院被留在嵩县城内，以应接洛阳及豫西一带前来投医的患者。校部及其他三个学院，俱被安顿于嵩县最西部的潭头镇。潭头去嵩县城一百华里，嵩县城去洛阳又一百六十华里。时洛阳已成为抗日北方战场的前哨，榜首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在那里，河南省政府也一度搬迁在那里。
潭头镇在伊水北岸。潭头的潭，听说即《水经·伊水注》所说的根由。惟郦道元称“潭浑若沸，亦意外其深浅”早已不见了，只见伊水历百弯千曲由大清沟湍急流出，至此如虎出柙，舒展一下腰肢，煞一煞性质，悠然向东逝去，旧日赴伊水上游栾川(《水经·伊水注》作鸾川)、陶湾等地贩运木材的木客，多泊此歇棹，或于此续筏东下。加之这儿又有多种山产亦构成了庄口，久之遂成为群山深处一个颇昌盛的集市。每三、六、九日逢集。惟因为晚清以来兵、匪的打扰，时商贸已大不如早年。潭头镇在民国初年为防兵、匪而筑起了寨垣，开通了四门，至河南大学迁至时髦无缺如故。
潭头南面及东西两边为伊水及北山来水冲积的鹅卵石沙滩，北面及其两边为缓慢崎岖的岗阜。登高仰望，俨如一只小脚盆。四周漫山遍野了石门、古城、党村、桥上、大王庙及汤营等五六个小山村。
河南大学在潭头除了占用古刹及小量公产外，绝大多数用房为租借民房。校部及各院系办公用房，各科试验室用房，教职员团体宿舍及整体学生宿舍，都是这样处理的。教职员带眷属者则自租房舍寓居。潭头寨垣南门内有一座关帝庙，被改造为校部，东西二厢房分设教务与训导二处，成为校园的心脏。潭头寨垣北门外向东是一片台地，上有一座全镇最大的古刹叫做上神庙的，其神像早在1928年冯玉祥主豫时被扒去，遂加以整修用做校园，校园图书馆，三个学院九个学系的巨细教室悉数设在这儿。庙共三进三殿，各有陪房或厢房，构成三个院子。榜首进院为校图书馆及阅览室占去。第二、第三进院，除了把一侧厢房作为教师课间休息室外，所余房间仅能辟两座大教室和三个中型教室，是远缺乏九个学系四十个班级的很多课程运用的。遂于上神庙东另辟地一方，四周合围，各建一排用茅草或麦秆缮成的简易房用做中、小型教室。每个教室中皆备有敷用的以山杂木做成的简易课桌及条凳。四周教室皆内向，中心成一大花圃，由园艺学系办理，栽种时鲜花卉，杂以常青灌木。山中的天格外的蓝，树格外的绿，水格外的清，空气格外新鲜。假若没有逐日经过电涉及印刷品涌入的很多中外战场信息，使人极具压抑与激越感，这儿却是一个别有番情味的好的读书环境。
潭头镇并不大。除东门外阛阓满是店肆外，寨内仅十字形四条大街及几条冷巷。这儿河南大学及随校来到潭头的人数，包含教职员眷属，在开封时就为师生服杂役的斋夫、厨夫，于撤脱离封时即伴随撤出的几家店肆如饭庄、理发店、照相馆等，共约一千六百余人。仅潭头寨内是安顿不了的，住宿困难尤大。校方只好把寨内能够租借到的房子尽先供教职工及家族运用。其次又成片租借几处院子，辟为女生宿舍。悉数男学生则散居于潭头周围的五个村子中。理学院驻寨西党村，其院系办公室及数理试验室三所、化学试验室三所、生物试验室两所，也全设在这儿。农学院驻寨北大王庙村，其院系办公室及隶属农场三处，林场、园艺场各一处，农艺试验室及森林试验室各一所，也皆设在这儿或其周围区域。三个学院中以文学院学生人数最多，则以届别别离寓居在寨西北的桥上、寨西南的古城、寨东南的石门三个村子里。这五个村子中，以大王庙村最大，除农学院悉数居此外，尚有文学院数届高年级学生也曾住过这个村子。乡村房间一般都是很狭隘的，大的可住三人，小的仅容二人。每人一床一桌。天黑人各备灯火如豆的黄楝子油灯一盏，或读书或做作业。时万籁俱寂，或偶尔模糊传来远处山林里猫头鹰的凄厉叫声，它虽无意而学子们已知，夜已深了。对其时河南各地以致冀、鲁、晋、皖数省逃亡学生来说，能到此得一读大学的时机，也是非常不易与宝贵的。凡逃亡学生的日子费，全赖收取国家贷金保持。
距石门村不远的伊水彼岸，有村子名汤营。那里有温泉从石隙涌出，终年水温在65°～75°之间。河大在其旁修建了一男一女两座澡堂，泉流昼夜自行替换。凡河大人皆可不择时日，随时到那里，或尽兴泡个热水澡，或匆忙淋个温水浴。女同学们大都乐此不疲，喜成群结队，结伴往复。“出水芙蓉”是格外心爱的。“争观玉环淋浴回”，也就成为石门村所居少男们的一件赏心悦目事。时人无异议的一代“校花”韩公超，尤令人艳羡与崇拜。无法与她同届的倜傥不羁又广交游的文史系同学郭海长已捷足先得了。同辈男女在谈起公超时，多不直呼其姓名，而是独伸一大拇指。这是仿照旧日习见的哈德门卷烟的广告图画，意谓“仍是她好!”——此或许也是潭头事里不行失记的一桩趣闻吧!
抗日战争八年中河南大学在潭头五年。能够说这五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时期，也是校园脱离开封后教育最正规及成效最好的时期。尽管迭经迁徙，但图书及理、农、医各种试验与实习设备尚根本无缺。教师于撤脱离封时虽丢失一部分，但至潭头后又聘请了一部分颇具才调的中年教师。致教育未受必定的影响，选修课仍开得很足够。仅就在潭头的三个学院来说，一时会聚的学界俊彦或饱学之士，如教授嵇文甫、张邃青、朱芳圃、段凌辰、陈仲凡、杨震华、陈梓北、王毅斋、关梦觉、王牧罕、邢润雨、熊伯履、郝象吾、孙祥正、李俊甫、李燕亭、徐墨耕、黄屺瞻、霍榘庭、樊映川、傅茂萱、王直青、王鸣岐等，授课皆深受学生欢迎。其时中年教师中的主干如任访秋、张长弓等，便是这一期间初受聘到河大教育的。很快声誉鹊起，受同学赞许，为院系倚重。从整体思想倾向看，其时河大师生坚持抗日，坚持全民联合御侮，坚持民主前进为干流。其学风仍是适当敞开与民主的，就以对政治尤具敏感性的文学院来说吧，大多数教授具有学术良知，皆能依据学术开展的本身规则与多元性来客观教授常识，决不曲学阿世以荣身。对有显着的排他性的为声嘶力竭喊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首领”，在讲台上是迄无一席之地的。嵇文甫教育的我国哲学、关梦觉等教育的经济学乃综论诸家说不用说了，即如陈仲凡教育的文学院全院必修课《哲学概论》与《逻辑学》，亦系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并重，以辩证唯物主义压卷；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并重，以唯物辩证法压卷。就其爱情、语态及教育时数，可显着看出他专心在于后者。
大学时期，相对来说是我悉心读书的最好时期。我读的是文学院文史系。院长初为嵇文甫，系主任为张邃青。文甫先生在1941年10月被当局拘捕，次年三月被开释后峻拒行政职务，院长与系主任遂由张邃青一肩双挑。文史系设有文与史两个组(专业)，两组的课都开设得比较足够。我在文组，但文史哲难分居，不肯把组与组甚或系与系的疆界划得过分清楚，除必修课外，我每年选修与旁听的课程简直都将近规则学分的一半。
我尊敬每一位站在讲台上或坐在书斋中向我传道、授业与解惑的先生们。从一切先生那里，皆获益匪浅。惟谬承错爱，遭到嵇文甫、朱芳圃、段凌辰、任访秋四先生的重视尤多。知遇之感，没齿不泯。这儿于四先生也就愿多写几笔。
文甫先生(1895～1963年)名明，豫北汲县人。1918年结业于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与豫籍另一闻名哲学家冯友兰，时为同班同学且同龄，继而又同返开封教育。1926年冬，文甫先生在开封河南榜首师范校园教育时加入了我国，旋受差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幸得了肺病，于1928年3月回国。回国后先在开封医治了一段时刻，到北平闲居调理一段时刻，待身体恢复，受聘至北京大学任教，又先后在清华大学、师范大学、我国大学等校兼课。后于1933年8月再次回开封，任河南大学教授兼文学系主任。综观其平生，关于先秦诸子哲学、宋明理学及17世纪我国学术思想史的研讨，用力最勤，造就也最高。一起他又是我国最早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前史唯物主义研讨我国哲学与学术思想史的闻名学者之一。在潭头时，他的哲学史等课程，常常被排在由上神庙后殿改造的最大的教室中教育，仍然济济一堂，迟到者向隅为常事。他上课从不带教材，也不携任何参阅书本，掂上一支粉笔，沉着走进教室就开讲了。假若你能在讲堂上细心做笔记，回过头来再细心看看，就会发现不只每个课时都紧密联接，并且他长于用最平实的话，把最纷乱的哲学理念讲得有条有理，不蔓不枝。其意在言外处，多易发人深思。他讲我国哲学及学术思想的根由流变时如此，讲《文选》时也如此。我听他讲《专著选读(一)》时，榜首堂课依旧掂一支粉笔来了。既未带讲义，我们就权作“开场白”看待。谁知他在讲台站定之后，开口说道：“群经莫重于《尚书》。《盘庚》三篇为《尚书》虞、夏、商三书中较可信篇什，且佶屈聱牙。《尚书》选读拟始于此。”就这样他先介绍了一下盘庚迁都的前史背景及地址上的古今说的差异，并且逐章背诵一过，就逐句解说了起来。《尚书》中多为几百字或千字上下的短文，对旧日读书人来说背诵尚非难事。而先生讲至战国诸子，如庄周的《齐物论》及《全国篇》，荀况的《非十二子》与《天论》等鸿篇巨制时，亦多一面背诵一面解说。有时即或带书也不大翻阅。这不能不令人咋舌与由衷叹服。
芳圃先生(1895～1973年)，湖南醴陵人。1912年至1917年夏，相继在长沙长郡中学及湖南高级师范校园卒业。回乡自修二年。再到长沙，曾短期在湖南省立榜首师范校园任文牍，继而转任母校长郡中学国文教师。1926年夏考入清华大学研讨院国学门研讨古文字学，乃奠定终身治学之根底。1928年于清华研讨院结业后，曲折于广东中山大学预科、湖南大学国学专修馆、东北大学国文系等处教育，两度应聘为河南大学文史系教授。他终身中简直有一半时刻是在河南消逝的。他榜首次到河大教育，是1931年夏至1932年夏，第2次到河大教育，是1938年冬直至新我国建立今后的1958年3月。同年3月转为河南省前史研讨所的专职研讨员，至“十年浩劫”中返乡去世。芳圃先生是国内外闻名的古文字学及殷墟甲骨学研讨专家。早在1933年及1934年即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别离出书了他的《甲骨学文字编》及《甲骨学商史编》二书，较为中外学界人士称道。前者系包含群言成书，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后者共分民族、世系、人物、都邑、方国、文明、准则、工业、卜法及附录十编，涉笔甚广，对商民族起源于东方及殷周准则等均有独到见解。他在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书的《殷周文字释丛》，亦遭到国内外学界的重视，已被翻译成日文。遗著《我国古代神话与史实》，由他的帮手王珍收拾后，已由中州书画社于1982年出书。芳圃先生身形衰弱，相貌清癯，说话慢声细语，终身乡音不改。然简明扼要，极富条理性。在潭头时还有一件他的学生们很感兴趣的事，便是知道他为的旧识。屡有人于讲课空隙提到这件事，要他谈谈他所知道的。而他在讲堂上是从不说与课程无关的闲话的，因此皆笑而不答，或含蓄把论题引开。我在课余一度向他学习甲骨文书法，曾在他书斋听他谈起，他于1919年夏再次到长沙时，本来他读书的湖南高级师范校园已停办，改为湖南大学筹备处。他就暂借住于该筹备处。时等也在那里编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谈论》，他遂于此时此地知道了，继而他做了一段小学教师。时易培基任湖南省立榜首师范校园校长，次年邀他到一师任文牍，聘为隶属小学主事。他俩又成为搭档。尽管时刻不长，但因为比邻而居，朝夕相逢，也就愈益熟悉起来。后他到长群中学任教，仍与有过从。长他二岁。虽别来20年，他谈及的才学与事功，仍非常尊敬。他不直呼其名，而称毛润之或润之先生。20世纪60年代初他受中华书局邀，到北京去看他《殷周文字释丛》一书校样，是住在他的甲骨学同行胡厚宣研讨员那里。其时有传说，他与湖南旧日师友特别去看望了师辈徐特立，并由徐扶引与曾一晤叙旧。惟不知确否。而先生是从不侈谈此类易被人视为有附骥之嫌的事的。我今天又拣起了旧日从先生习过的甲骨文书法，每临池，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如在现在。
凌辰先生(1900～1947年)亦豫北汲县人。在武昌高师就学于黄侃。熟于汉魏六朝诗文，专攻《文选》及《文心雕龙》。时为文史系教育我国中古前期文学的台柱。他体貌亦清癯，然授课声音洪亮，波澜起伏自若，极富感染力。这儿我愿谈一下我回忆中描写最深的两件事。一件事是，他学识渊博，古地理推步之学亦为其素习。他每次开《专著选读(二)》课时，《史记》的《历书》《天官书》是必讲的。人尽知这是冷门学识，鲜有问津者。而他以为这是学文史者必具的根底常识之一，否则对“定之方中”(《诗·庸风》语)、“七月流火”(《诗·豳风》语)等这些简略的天体现象就不易了解。我便是受他的劝导才努力学习了古地理与历法的。他讲《天官书》时，白日在讲堂教育，夜晚还欢迎你约见他，对照晴空验证。且四季星空不同，有必要一年才干验证一遍。此费尽心机的教育精力，可见一斑。我要谈的另一件事，凌辰先生外表看来是一位聚精会神于学识不大问政治的人，实则他对其时诸多矛盾与抵触交错在一起的国是与人心向背，自有其睿智的调查。一次他在讲完《历书》之后余有缺乏半小时的课时，他不拟随即开讲《天官书》，就让我们把册页翻到《六国年表》的序文那里。他大声朗诵并侧重解说了这么一段：“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据《集解》引徐广说，此谓京兆杜亳。引文文下侧要点为引证者加——栾注)，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朗诵与解说饱含着综论全国大势的气魄与热情。听讲者也不由怦怦心跳。这果真是在讲两千多年前甚至四千年前的前史陈账吗?不是的!全讲堂的人都听得出，这是在日本侵略军与独奏的乐章正一波高过一波时，他对正在进行苦斗的我国人寄予的极大尊敬与期望。因此当先生合了《史记》迈出讲堂时，学子们竟不由兴起掌来。天然也有怀有敌意的。在午间回宿舍的路上，我就听到有人说：“今天段凌辰真灵巧，竟当起算命先生来，表演了一出‘十八孩儿兑上坐’的花招。”为了先生的安全，我不能不把这话于当晚告知了他。先生听了我的话，忙紧紧握了我的手，付之一笑。惜先生死得太早，未及见延安的秧歌扭遍整个我国大陆。
访秋先生(1909～2000年)出生于河南南召县一个名叫梁沟的山村里。父亲名尚贤，是一位遭到晚清维新思潮影响的适当开通的县学廪生，给他起名叫维焜，字仿樵。访秋是他自署的笔名，随之又给他的长女命名为秋子。尽管人们早已习惯用访秋来称号他，直至新我国建立今后才成为他注册的正式姓名。他活了92岁，阅历至为简略，只要读书与教育两个大阶段。教育只阅历了两个校园，为河南省立洛阳师范及河南大学。1933年夏他在北师大结业后就到洛师教育。于1935年秋又到北京大学研讨院学习一年，经过论文答辩，于1936年秋持续回洛师教育。1940年春受聘至河南大学，直至没世没再承受他聘。他在河大整整60年，可谓为河大竭尽了心力，所树门生遍两河。就我来说，先生两度做我的教师，在文学创作上是我的启蒙者之一，在文史研讨上也是我的启蒙者之一。我在考入河大之前在洛师读书，先生已教我国文。那时的国文教师和今天语文教师相同，是负有辅导和修改学生作文的职责的。作文题目大多由教师依据所讲范文指定，有时也让学生自命。记住一次在自命题作文时，我仿日本俳句体写了一组短诗。他修改作文时很快乐，特别遣校工唤我到他家里，逐篇谈了我的短诗好坏，并又介绍了日本新体俳句怎样写。其时洛师亦因日军已陈兵黄河北岸而迁到了卢氏县城西的涧北村。社会活动很少，师生间往来相应增多。自此我成了先生家中的常客，也熟识了马鸿毅师母及尚在年少的秋子。这是1939年的事。次年春他去了潭头。一年半之后我考入河南大学，又在潭头相逢。这时他把妻女留在南召老家，独自一人住在潭头西街河大教师独身宿舍的小书斋里。听了他教育的《我国现代文学史》，不只对我学习我国文学另辟蹊径，也对我写新诗大有协助。他与时在河大教体育的诗人苏金伞二人的住处，也就成为河大那时几位爱写新诗的人，包含我、刘家骥及林涧(学名张志谦)等常聚首谈诗的去向。其时全国大学开设现代文学史课程的只河南大学(1942年改为国立)一家，因此他的《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在1944年5月列入《前锋丛书》由他的挚友李静之为之出书，也就成为我国榜首部现代文学史的专著。比先生小一岁的姚雪垠于抗战晚期在迁往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教过书，待成功后回乡小住期间读到这部书，对先生更加敬佩。这是雪垠亲口向我讲起的。我进行古代文学研讨，最早在河大写的几篇论文，如《孔子删诗辨》《谈王充的文学观》等，都是在先生辅导下完稿的。前者并经先生亲手寄往《前锋副镌》宣布。因此我方说先生又是我文史研讨的启蒙人。先成长我14岁，相识累64年。除掉1957年一起蒙难及这以后一个时期，往来从未连续。他平生出书的每种作品，必亲笔题署赠我一册。尤足珍者，早已稀有的《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及他1947年元月由开封师友出书社作为“师友甲种丛书之二”出书的《我国文学史散论》，我尚无缺保存着。睹物如见故人。我最为惋惜的事，是先生卧病及临终时，我未得到任何音讯，虽郑州至开封只两小时旅程，我未能至病榻前一诀与临丧一恸。伤哉!
潭头旧事如云烟般过眼即逝了。忆及它来徒增人无限惆怅与沧桑感。当我欲完毕这篇回忆录时，猛然想起苏轼写给他弟弟苏辙的《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中的诗句：“人生处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尔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我不如苏长公如斯通脱，虽60年过去了，我由一个翩翩少年变为满脸沟壑、满头白发的白叟，而潭头往事仍然旋绕胸臆不去。好一张张同辈男女忧与喜、恨与爱交错的面孔，好一段峥嵘岁月!
